沈醉曾是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、保密局云南站站长，也曾担任过中将游击司令。他最大的愿望，是能够取代毛人凤，成为保密局局长。沈醉曾帮助毛人凤将郑介民挤出局，自己满心期待毛人凤会将他视为亲信，没想到却遭遇了冷遇。当得知自己被派往云南时，沈醉心头一震——他在回忆录《我的特务生涯》中写道：“毛人凤送我出门时，表现得异常关心，轻拍我的背说：‘不着急，想好了再说！’以往，他的这一举动让我感到无比亲近，可今天，当他的手触碰到我背时，我的心猛地一跳，觉得那只手像是一把从背后刺来的刀，深深地扎进我的心里。”
沈醉虽然中学没毕业，但在姐夫余乐醒的介绍下，早早加入了军统的前身特务处。由于没有黄埔军校的背景，他在军统的地位一直较低。军统局的领导大多数都出自黄埔军校，包括戴笠、郑介民、毛人凤等，而沈醉既没有“天子门生”，也不属于“浙江系”。他的姐夫余乐醒和一些特务头目一样，曾是叛徒，因此沈醉很难在军统获得重用。
展开剩余66%在军统局和保密局，沈醉只是一个处级干部。保密局是“国防部”的二级单位，和“国防部二厅”一样，负责特务工作。在这种层级结构中，沈醉不仅没有上升的空间，反而因得罪了郑介民，使得自己更难得到提拔。即便毛人凤被撤职，局长的位置也不可能轮到沈醉。甚至在云南的起义通电上，沈醉也不得不签字，尽管他本有机会保住自己的处级职务。
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，自己曾在昆明负责过大量逮捕和刑讯工作。“我逮捕、杀害、迫害过的虽然不止千人，但也不在少数。”他自己也清楚，像他这样做过特务工作的人员，要获得特赦是非常困难的。沈醉曾认为，第一批获得特赦的军官都没有从事特务工作，因此自己不可能在第二批中获赦。然而，令他意外的是，第二批特赦名单中竟然有他的名字。
沈醉获得特赦后，他和其他特赦人员一起成了文史专员。虽然曾是军统的特务，但他们的生活待遇却相当优渥。“专员们的生活由政协负责，享有公费医疗和高干级别待遇。”沈醉和其他特赦人员如杜聿明、王耀武等人，享受到了相当不错的待遇。沈醉甚至开玩笑地说，原以为自己会做裁缝或修理自行车，没想到最后还是被安排坐办公室。
特赦后，沈醉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。作为文史专员，他每月的工资相当可观，且稿费也十分丰厚。他甚至可以预支稿费用于生活开支，赚到的钱足够改善生活。“当时我们每月100元工资，比一些高级干部还要多，物价又低，生活相当宽裕。”
沈醉不仅工资高，还能享受国外亲友的馈赠，他的家庭早已电器化，存款也不在少数。沈醉在三年困难时期，生活并未受到影响，甚至比一些普通人过得还要好。他自嘲自己赚得比别人多，生活比预期更为富足。
沈醉和其他前军统特务，甚至有机会在出版回忆录后，赚取大量稿费。他回忆军统（保密局）的罪行，成为研究该时期特务活动的重要参考资料。他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许多值得纪实的内容，也通过这些文字揭示了过去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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